根据你提供的两条检索结果，内容摘要如下：
检索结果一：冲突与融合—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土化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）
- 核心案例：2019年“余金平交通肇事案”。余金平酒后驾车撞死行人后逃逸，次日投案，家属赔偿160万元并获谅解，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检察院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三年、缓刑四年。
- 一审法院（门头沟区法院）未采纳量刑建议，认为其作为纪检干部酒后驾车、肇事逃逸，主观恶性较大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（实刑）。
- 余金平上诉，检察院同时抗诉；二审（北京一中院）认定其明知撞人却始终不如实陈述，不构成自首，一审认定自首并减轻处罚有误，改判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比原量刑建议还重。
- 该文观点：检法冲突的表象是量刑主导权之争，根源在于立法未明确区分两种“从宽”逻辑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进一步本土化的问题。
检索结果二：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多方讨论（2020年4月）
- 针对“余某某交通肇事案”二审判决，邀请法官、检察官、学者、律师讨论三个焦点：缓刑量刑建议能否提出、个案如何体现程序正义、定罪量刑出现分歧怎么办。
- 争议点包括：二审加重处罚是否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；检察机关“抗轻”变“抗重”的正当性；北京地区醉驾、交通肇事逃逸类案件判实刑的裁判惯例对缓刑建议的影响；被告人公职身份能否成为不从宽的理由（多位受访者认为身份不是法定量刑情节，从重缺乏法律依据）；赔偿160万获谅解在量刑中的分量。
与你文章主题（签署后反悔、上诉引发的抗诉与加重风险）的关联
这两条结果正好支撑你大纲中的深写节点：余金平案是“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→检察院抗诉→二审改判加重”这一风险路径的标志性真实判例，可在文中作为可核实的公开案例引用（裁判文书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“余金平交通肇事案”或北京一中院二审刑事判决书核实）。同时它也印证了“签署具结书后案件走向并非锁死”这一核心论点：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、被告人反悔上诉、检察院抗诉，三条线都可能改变最终刑罚。
